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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我與瑞安“北大”的師生緣
     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作者:余壽權    發布日期:2020/6/28        
        

      年前,我重讀《我讀瑞安“北大”》一文,依然諸多感慨。作者馬邦城兄是我在瑞安的鄰居及文友,他出身書香世家,父輩在五六十年代的政治遭遇,北大荒知青經歷所帶給他的人生坎坷,以及生活、學習方面的艱辛,我多少知曉。他上電大的往事,也側面反映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初,那些被文革耽誤了的青壯年學子,對通過艱苦學習,取得大學文憑,改變自身命運,抱有莫大的熱情與希望。即使是畢業不包分配工作的電視大學,也是趨之若鶩。當年,我也是其中的一員。只是我沒有馬邦城同學幸運,最終沒有拿到電大全科(?疲┊厴I證書。但與瑞安電大的緣分卻就此結下。

      其實,我也是較早得知電大招生這事的。因為主辦電大的陳昭嚴老師,與我二姐夫的父親王從廉先生(原瑞中副校長)是老同事,也住在五四巷(后改文化巷)的瑞安中學教師宿舍里。王先生知道我已然考入銀行工作,仍在自學文學,便告知要辦電大的消息。我聞訊自然十分興奮,便準備報考。哪知,去銀行蓋章時,遭到了拒絕。因為當時,我尚在平陽坑營業所工作,遠在山區,到城區來回需要一天時間。你們這樣都來城里讀電大,所里事情誰來做?他合情合理地駁回了我們的要求。我少不更事,也沒想到找其它門路,只能按照陳老師的提點,選擇了讀單科。單科不用單位蓋章,跟著讀,哪科考試及格給你學分,各科學分滿了,發給全科證書,視同?飘厴I。我雖只讀“寫作”單科,卻買了全科教材。沒有單位同意,除星期天,平時我就不能來城里聽課,只能窩在單位宿舍里聽錄音機。錄音機是我花兩個月工資買的走私貨,雙喇叭、收錄兩用的。好在,改革開放剛起步,西部山區的經濟依然十分落后,銀行業務很冷清。我的房間連著營業場,柜臺離我書桌也就幾步之遙。我在里面看課本、聽教學錄音,有客戶來了馬上出來,一點也不耽誤事。我就這樣開始了我人生中第一次“大學”課程學習。

      彼時,我剛剛從工廠考入銀行,由區辦企業的機械工人,華麗轉身為國家干部,對未來的生活充滿了憧憬。對知識的渴求,尤其是自己從小喜歡的文學,猶如一塊海綿飄進了大海。我沒日沒夜地看教材、看凡能搞到的小說、文學期刊,一邊還要堅持聽錄音,完成作業。除了按要求交作業以外,我也開始嘗試寫點東西。偶爾也有“豆腐干”在《浙南大眾》報登出,都是些街頭巷尾的新聞消息。為能跟上電大全科課程,我化了很大的力氣,甚至因此生病,被救護車送至醫院。我十五歲,身高不及一米五就當了學徒工,經過四年時間的體力勞動,身體不僅長高也健壯了不少。到銀行工作后,吃的住的比工廠好了很多,自覺身體狀況比以前更健康了。但是,自從上了電大,由于原先文化基礎差,自我壓力特大,加上經常通宵看書,身體漸漸透支了。某日,因前一天游泳受涼,栽倒在單位門口。嚇得同事手足無措,打電話給支行匯報。支行負責人則直接聯系了瑞安人民醫院派救護車,來回六十多公里,將我送入醫院。住院數日,燒退了,但頭暈的癥狀卻沒消除。那時沒有CT、腦電圖之類的先進技術,全憑醫生經驗,一時也找不出根源。醫生建議抽脊梁骨髓,進一步診斷。這可將我母親嚇著了,年紀輕輕的腦子有問題,再抽了骨髓,那后半輩怎么辦。母親找了熟悉的主任醫生,才允許不抽骨髓,繼續留院觀察。這一留院就留了一個多月。那時醫院的床位,沒有時下緊俏。而我好吃好睡,過了幾天感覺已好,但又不想馬上回山區上班,便讓同事從宿舍里拿了些書和收錄機,在醫院里看、聽。有時也偷偷溜去電大,旁聽全科班的面授。記得住院期間,我還首次邂逅了溫師專的沈洪保先生。他是來探望與我住同一病房的老父親的。那時的他,額頭高高亮亮,戴著寬框的眼鏡,溫文爾雅,穿著中山裝,左上兜插著鋼筆,一副標準的知識分子的時髦打扮,令我十分欽仰。他坐在父親床前,噓寒問暖。偶爾轉頭,看見我正在翻看《元小令》,頗感意外,便與我聊了幾句。就像多年后,我在溫州、在民進活動場合與沈先生相遇,提前當年醫院探父偶遇之事,他已朦朧一樣,我也想不起那天他勉勵我的具體話語內容。但沈先生的儒雅、知性的言談,對到當年尚在文學征途上跋涉的年輕的我,卻是無窮的激勵。

      一年后,我如期修滿15分,取得電大寫作單科證書。僅在文革期間讀完高一,現在有了電大雖然是單科的文憑,我心里是一陣激動。那年我21歲。我還年輕,還需要堅持自己的愛好和追求,堅持自學電大課程,也嘗試搞點“文學寫作”。次年,我在《浙南大眾》副刊上,發表了僅十幾行的詩歌處女作《春與詩》。以后,又承蒙陳思義老師啟迪,在瑞安文學刊物《飛云》《玉!飞习l表多篇詩歌習作。也在縣廣播站播發過小小說。那時我的寫作顯得那么稚嫩(當然現在也是),但每一篇文字的面世,不論層級多么底下,終究也是我在電大學習的成績體現和努力結果?梢哉f,我與文字結緣,瑞安“北大”功不可沒。

      幾年后的1987年夏天,為生存計,我考入農行武漢管理干部學院經濟信息系,轉學經濟。第二次上“大學”,雖然學的大多是經濟理論類課程,但我始終沒有放棄寫作。甫入學,基礎課便有《經濟常用文體寫作》,第一次課老師布置寫《記過去的一件事》。老師姓李,他要求大家隨意寫,目的是測試一下,這班文化程度和年齡參差不齊、來自天南海北全國各地農行的業務骨干,到底是怎樣的寫作水平。結果,全班僅兩人被老師表揚為“已過了文字關”,我是其中一人。李老師還依此推薦我倆參加當年的湖北省高校學生作文現場比賽。雖然沒了拿名次的記憶,我始終覺得那時的好感覺,全賴瑞安“北大”的前期栽培。那位和我一起被老師表揚的同學來自廣西,他不僅寫作好且具有相當的書法底子。1989年我們畢業前夕,平時沉默寡言,十分文靜的他,在歷史關鍵時刻,果敢地發揮了自己的才能。他奮力撕扯自己的床單,濃墨寫成大幅標語,那身材孱弱卻激揚文字的形象,至今留存我心。我們以文結交,成為好朋友,畢業時他還贈我一幅鋼筆書法。離校,各回各地各行,起初也保持聯系,不久便漸漸失去了他的消息。據說,畢業回原單位政審沒過關,被調到中越邊境的一個小支行,冷板凳坐了好多年。時過境遷,形勢好轉,他幾經周折,職務不斷升遷。前年,已從某國有資產管理公司貴州辦事處老總的任上,調北京總部高層任職。

      而我,畢業后則拿著“成人大學”?莆膽{,回到了原單位并順利通過審查,在支行辦公室落了腳。轉年,支行一位頗具前瞻眼光和改革思維的金行長,向上級行力爭到了政策,與瑞安電大合作辦一屆金融專業班,以當年高考落榜生為招生對象,自愿報名,從高分到低分,順序錄取。這屆學生畢業包分配。當時的信用社職工隊伍結構年齡老化、文化程度低下、業務技能弱,很難適應改革發展的需要。他們就是為改善職工隊伍結構而準備的。為此,在省電大規定的課程之外,還必須增加做好農村金融工作所必備的經濟金融知識。那時溫州能教金融課程的老師并不多,電大便要求農行自己找教師。于是,我和另外兩位農行的同事,便被推薦參與電大金融班的教學。這樣,我就戲劇性地從電大的單科生,轉身為電大的兼職教師。

      我先后承擔了電大金融班的兩門課《貨幣銀行學》和《農村經濟學》,都是我在高校里學過的。就像剛出籠的饅頭,這知識還熱的。所以,我感覺也不難。面對這些步入社會不久,對經濟金融知識,對銀行業務一臉懵懂的小青年,我既是銀行老同志,又是掌握當時并不普及的經濟金融知識的老師,加上我認真備課,靈活安排作業、考試,一年時間的教學過程,沒有遇到困難。九十年代初的經濟金融類的教材不是很多,加之體例、理論觀點方面大同小異,沒有特別大的差別。我就利用自己學過的課本備課,用與學生手中教材不同的觀點敘述表達方式,講每一堂課,既不改變當時的理論體系,又不逐字逐句照搬書本,再穿插一些親歷親聞的銀行實務事例,激起學生的興趣點。作業方面,我則以實務為主,結合書本知識,每學期至少布置兩遍調研報告寫作,要求實地調查,要真數據。兩門課程都開卷考試,但最后的綜合思考題要占40分。多年以來,這批大都已成為瑞安乃至溫州農信(農商行)系統業務骨干、高管的瑞安電大金融班學生,遇到我除了親切而真誠地叫我“余老師”,還不時有人提起當年“調研報告寫作訓練”,對入行后工作能力的提升,確實有所裨益。

      贈人玫瑰,手留余香。其實,通過在電大及后來瑞安黨校金融(中專)班的教學,我本人在經濟、金融理論方面的學習與寫作,都有很大的提高,至今受益。那日碰見邦城兄,從交談中得知瑞安電大編輯的“建校四十周年紀念冊”,校外兼職教師欄里,居然也有我的名字。我以電大單科生、成人高校?茖W歷及低微膚淺的學識,竟能載入瑞安“北大”的史冊,實在是不勝榮幸,此乃緣分也。

      庚子年春節,畢稿于鹿城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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